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

马国川：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对于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文贯中：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面临终结，因为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已无法继续深化下去。从眼前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封城”“封国”，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从长远来说，这次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从本来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各自为政的冷战格局，发展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巨大而统一的分工体系，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将这种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

马国川：全球经济结构内在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文贯中：可以归结到各国对“三零”目标的严重分歧之上。拒绝“三零”政策的国家显然想利用关税、壁垒和补贴，使本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继续得到单边保护，以避免彻底市场化，实际上是拒绝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之间最近几年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多次发表联合声明，除拒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外，还多次表示，它们愿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尽快去除关税、壁垒(当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和补贴(当然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所以，今后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一方，以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已经形成。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强调对等原则。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奉行了一条单边开放原则，以有容为大的态度，在不要求被战争重创的西欧和日本马上同等开放的前提下，与它们一起推动世界性的自由市场体系。但是，欧日经济恢复后，并没有在市场开放程度上跟上美国的步伐。为此，川普决定以对等为原则，美国对他国的开放程度视对方的开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杜绝后门，专门规定，如果两国允许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自由进出，则美国有权中止执行与它们的协定，以防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自由绕道进入美国。以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可以预料，非市场经济国家今后将无法根据目前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以自动跟进为理由，一边享受别国的“三零”政策的好处，一边拒绝自己实施“三零”政策。

马国川：这次疫情，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生命损失，各国付出的代价都非常惨重，教训非常惨痛。

文贯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发达国家会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发展中大国仍然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出于捍卫主权的需要，要求继续保留较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那么世界各国就可能要开始“归纳同类项”了。

马国川：您是说各国重新站队吗?

文贯中：是的，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具体来说，一个阵营将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组成，实现包括信息要素在内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三零”原则的引导下，各国企业独自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找到自己在分工链上的位置，以此不断加深和延伸这条分工链;另一个阵营则以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组成。这一阵营因拒绝“三零”原则，又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只能依靠国家出面，以 “一带一路”或经互会的之类形式推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合作。总之，世界将以接受“三零”原则与否划界，形成两个阵营。欠发达的中小国为了生存，被迫“选边站”，于是形成“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格局。

马国川：这不就是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翻版吗?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脱钩”?

文贯中：我想，不会简单重复冷战格局。冷战时代，苏联、中国跟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都高度依赖对方，很难完全脱钩。中国经济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不但供货效率高，而且在价格上有极强的竞争性。美国经济则在世界总需求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又是高科技和高端产品的主要来源。所以，两国会在最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生产上开始互相切割，表现为美国在中国现存的工厂逐渐转移，并不再追加新的投资，以在战略上减少依赖对方。同时，在低附加值而又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的低层次产业上，双方会继续互通有无。即使这部分产业，美国没有比较优势，因而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但会尽量分散到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和印度。欧日会跟进，全球产业分布会有新的调整，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国际分工在两个阵营内部，以及两个阵营各自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仍会继续深化和延伸。

如何避免“恶性全球化”

马国川：您描述的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20世纪的历史警告人们，两个阵营的对立可能导致战争等各种人类悲剧。

文贯中：是的，冷战极有可能重新发生。两个阵营会互相指责对方的制度的弊病，渲染自己制度的优越。如果两大阵营仅仅是和平地互相竞争，即使相互对峙，结果还不算坏，最多民众就看最终哪一个阵营能胜出。最坏的是两大阵营发生军事摩擦。不过，我不相信摩擦会上升为全球性冲突，毕竟两边的大国都有核武器。

当然，这种悲剧性的前景并不是必然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的手中，毕竟两国分别握有世界第一大经济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但是如果两国鉴于这次疫情的惨烈，无法承受再来一次的后果，愿意放弃某些分歧，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包括对信息主权的部分让渡，以便加强经济全球化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那么在疫情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会获得新的动力。

马国川：让渡部分对信息主权是很难得，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国家制度。

文贯中：如果对自己的制度有自信，让渡部分信息主权有什么不好呢?现在越南所有的网络都向世界开放，信息自由流动，并没有影响其基本的政治结构。越南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这说明，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各国交往更加自由，民众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推翻执政党。反之，民众肯定会抱怨，社会反而更不稳定。

马国川：如果中美两国无法求同存异，世界分化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中美脱钩了。

文贯中：如果中美无法求同存异，全球化确实难以再进一步深化，世界会再一次堕入“恶性全球化”的歧路。由于目前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两个阵营的脱钩需要相当的时间。双方在作割舍时会十分痛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

马国川：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坏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应该怎么做呢?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要避免走入恶性险径，走上良性大道，对现有的协调和管治机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遇到挫折都是因为各国无法精诚合作，不愿让渡部分主权。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后的WTO代表了人类在为经济全球化设计协调和管治制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各国与时俱进，愿意放弃某些主权，以换取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增益。然而，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及其迅速传播，深刻暴露了现有WTO框架的局限性。如果各国能够冲破陈旧的主权概念，愿意在资本、土地、劳动三大要素之外，将信息这一要素也纳入WTO的协调和管治之下的话，那么世界就会进入“良性全球化”轨道。

良性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对边界和主权作新的解释，不再狭隘地执着于所谓的“民族荣光”和“国家权威”，而愿意真心接受“三零”原则。每一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在没有政府压力，也没有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基于动态比较优势，自由地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有机会进入这条国际分工链的各个层次，包括高科技产业。随着这条国际分工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各个民族的互相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会越来越小。

马国川：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过现实很冷峻。现在各个国家仍然各自为战，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这次危机之后也许存在另一种趋势，就是一些国家更加追求主权、边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文贯中：短期内各国会对自己的边界、主权更加敏感。但是毕竟全球化的两大内在动因仍在，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十分巨大，各国不会完全退回去，而是迅速寻找自己的同类项，抱团取暖。所以，阵营化的可能性极大。

马国川：像川普这样的人能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吗?在抗击大疫时，川普还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团结盟友。

文贯中：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只是现在还不像是出罗斯福、丘吉尔的时候。不过，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所以不会取决于某个人的态度。只要条件成熟，具有历史前瞻性的人物又会出来，倡导对今天已经千疮百孔的WTO和WHO的制度的改革，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所需要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完善。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为了提升福利，人们不会放弃对潜在利益的穷尽。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经济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他跟欧洲、日本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确实影响了美国与它们的原有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欧日也清楚，美国市场已有的开放程度显著高于它们各自的国家。这是为何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反而纷纷同意将“三零”作为它们共同努力的总目标。所以，川普实际上起的作用是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各自的市场开放度，因而更接近了“三零”目标。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状肺炎病毒触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所有发达国家一开始确实表现得手忙脚乱，这是因为民主社会的特点就是不能用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而要借助公民基于共识之上的自觉配合，而共识的达成需要时间，需要反复的讨论。但是，一旦达成共识，整个社会就会爆发惊人的力量。相信疫情一定会被抑制下去。

马国川：看来，这次大疫确实是全球化的危机，“危”可能大于“机”，至少机会的窗口期会很短暂。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确实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欧美现在处于疫情最困难时期，中国国内却涌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中国又是最大的赢家。这种情绪对中国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如此。中国应清醒地看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发达国家会自行抱团，另组阵营，推行“三零”原则。中国只有抓住目前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各项市场导向的改革，尽快形成要素市场，允许有全球性后果的信息自由流动，使自己成为推行三零目标的表率。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排斥，被迫与它们逐渐脱钩。否则，经济全球化必然发生蜕变和倒退，中国因此会丧失发展机遇，1978年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也就因此而中断。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友朋说（微信ID：youpengshuo）

作者：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